社会精英的后代上“好大学”的几率是否远高于贫困甚至普通家庭的孩子，是观察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的重要指征之一。日本社会的贫困率在经合组织各国中位居第二，仅次于美国。日本儿童的贫困率也逐渐上升，2000年已达到14%。完全没有差距的乌托邦世界姑且不论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，必然有些人生活水平相对高，有些人生活水平比较低。对于儿童来说也是一样，以完全同样的条件站在起跑线上这种完全的“机会平等”，可以作为理想来谈论，但要得到实质性的保障几乎不可能。可是，贫困和差距不同。消除贫困并不是追求完全平等主义。“贫困”是一种生活水平，即使社会存在差距，但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于这一生活水平，社会不应该容许它的存在。
*文章节选摘编自《儿童的贫困Ⅰ》（［日］阿部彩 著 三联书店2021-12)。
《樱桃小丸子》剧照
大多数日本人对“儿童茁壮成长的理想家庭”的印象，绝不是富人家庭，而是即便贫穷，家人的依赖关系也很紧密的温暖而幸福的家庭。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这样的家庭。《海螺小姐》中的矶野家、《樱桃小丸子》中的樱家、最近因吉永小百合扮演温暖的母亲角色而成为话题的电影《母亲》（山田洋次导演，2008年）中的家庭，等等，哪一个都绝对不是富裕的家庭。电视剧和小说给人的印象反倒是，富人家庭中人际关系比较淡漠，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遭遇不幸。《樱桃小丸子》中的花轮家，虽然是管家“秀大叔”用豪华轿车接送孩子上学的家庭，但与其相比，三代人一起围着圆桌边看电视边吃橘子的樱家看起来更幸福。矶野家和樱家都是“普通家庭”，一般来说，只要在“普通家庭”中长大，现代日本的孩子通常都会被认为是幸福的。说到有关儿童的社会问题，人们都会谈论到严峻的应试大战带来的精神压力、对接连不断开发出来的游戏的沉迷及互联网的不良影响等，都是些与孩子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无关的问题。甚至有这样一种氛围，认为这些问题更多地发生在富裕家庭中成长的孩子身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把日本儿童长期面临的经济状况看作社会问题，成为一种禁忌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，日本是“总中流”社会这种思维在作怪。很多人相信，虽然现实中有在儿童福利设施中长大的孩子，也有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但是这些孩子是极少数的特例，日本大多数儿童都已远离“贫困”。同时，人们还认为，虽然多少有些差异，但所有儿童都能接受相应的教育，只要有能力和热情，就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。但是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人们开始意识到日本是“格差社会”，于是，“一亿总中流”之说变成神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2006年7月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经合组织，OECD）在《对日经济审查报告》中指出，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在经合组织各国中仅次于美国，位居第二。这给日本带来了很大冲击，媒体也多方报道。也就是说，日本的贫困得到了“公认”。已经习惯了将“格差”一词用于日本社会的普通民众，也对于将“贫困”一词用于日本感到震惊。
《樱桃小丸子》剧照
如果成人社会存在格差，那么，依赖大人收入生存的孩子之间当然也会产生格差。上述经合组织报告也对儿童的贫困率发出了警告，指出：①日本儿童的贫困率逐渐上升，2000年达到14%；②这一数值高于经合组织各国的平均值；③母子家庭的贫困率更为突出，尤其是母亲工作的母子家庭贫困率更高。经合组织指出的这些问题，很多研究人员都做过介绍。2007年初，在野党在国会提问中提及此事，同年年末提出《儿童补贴法案》，政治上的动作也逐渐显著。面向普通民众，2008年5月《东洋经济周刊》组织发表了以“儿童格差”为题的专集（东洋经济新报社，2008年5月17日）。“儿童”与“格差”终于被媒体摆放在一起进行报道。这在我们长期从事贫困研究的研究者当中，被理解为一件划时代的事情。此后，《钻石周刊》也在同年8月刊发了题为“格差世袭”的专集（钻石社，2008年8月30日）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儿童的经济问题依然被用“格差”这个词来形容，看似谈了“贫困”，其实并没有论及。《东洋经济周刊》“儿童格差”专集的一部分虽然提出了“‘儿童的贫困’最前线”，但其内容仅限于虐待问题、最低生活保障问题、孕妇健康检查公费补贴的地区差距问题，等等，并没有真正把“儿童”与“贫困”联系起来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因为搞不清楚怎样的生活水平是“贫困”，什么程度之前不是“贫困”，分界线在哪里。经合组织报告书所指出的“儿童贫困率14%”，确实让人感觉很高，但我们不清楚这里所说的“贫困”依据的到底是什么标准。这可能是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感受。换句话说，既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，出现某种程度的“格差”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花轮家的生活水平和樱桃小丸子家的生活水平有差距，难道是社会问题吗？的确，如果花轮和樱桃小丸子在应试大战中竞争，受惠于幼儿教育和家庭教师的花轮可能会胜出。也就是说，“机会平等”没有得到保障。但并不是谁都想上有名的大学，就算是去了也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幸福。如此一来，讨论总是在原地打转，无法进行下去。因研究贫困问题而著名的日本女子大学岩田正美教授，把贫困定义为“不能容许的东西”，以此作为区别贫困与否的基准（岩田正美，2007）。完全没有差距的乌托邦世界姑且不论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，必然有些人生活水平相对高，有些人生活水平比较低。也就是，一定存在或多或少的“格差”。对于儿童来说也是一样，以完全同样的条件站在起跑线上这种完全的“机会平等”，可以作为理想来谈论，但要得到实质性的保障几乎不可能。可是，贫困和差距不同。消除贫困并不是追求完全平等主义。“贫困”是一种生活水平，即使社会存在差距，但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于这一生活水平，社会不应该容许它的存在。“不应该容许”这一基准是一种价值判断。可能有人认为，“不能容许日本的现代社会中有饿死的人”，也可能另外的人觉得“有饿死的人也没办法”。可能还有人认为“所有的孩子，只要本人有愿望、有能力，就应该享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”，可也许有人不这么想。正因为如此，“贫困”的定义，就是怎样看待社会应有样态这一价值判断。贫困家庭中成长的儿童在学习能力、健康、家庭环境、行为不端、虐待等各个方面，与非贫困家庭中成长的儿童相比，处于不利地位。这些都与儿童时期的经济状况，也就是儿童时期的家庭状况有关。这种相关性，对于工作在儿童福利领域一线的人来说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很多读者也会对这一事实表示认同。但是，儿童时期家庭贫困的不利因素，不仅仅停留在儿童时期。这个“不利因素”，很可能会持续到儿童长大成人之后，甚至困扰其一生。对这一问题，外国有很多实证研究。欧美各国的一些研究，持续对儿童成长进行10年、20年的长期关注，调查儿童时期的贫困经历与长大之后的各种状况有怎样的关联，结果表明，两者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。譬如，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，分析了25岁到35岁成人的劳动收入和（成人之后的）贫困经历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儿童期（5岁到18岁）家庭收入的影响。结果表明，男性的劳动收入和工资（换算为时薪）、贫困经历，直接受到儿童时期贫困的影响（Corcoran＆Adams，1997）。另外一项研究，对1957年高中毕业的一万多人在34年后的1991年进行了跟踪调查。研究报告指出，高中毕业时父母的收入，不仅影响到最终学历和大学升学率，还影响到52岁时的就业状况和劳动收入（Hauser＆Sweeney，1997）。儿童时期的贫困经历，“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利因素”的概率很高。由于在日本没有这种长期跟踪调查，所以对儿童时期的贫困与成人后状况关联性的研究一直没有进展。但是，笔者所做的调查获得了令人感兴趣的结果，这里做一介绍。2006年，笔者与其他研究人员在东京近郊地区以20岁以上的男女约1600人（从居民基本台账中随机抽样，访问留置方式）为对象，进行了“社会生活实际情况调查”。调查的目的，在于通过调查项目对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进行测算。调查项目包括：“收入低”“物品缺乏（是否有电视、微波炉等）”“衣食住的状况（是否缺少食物、房子是否漏雨等）”“与社会的关系（是否去选举投票、是否参加町内会等）”“人际关系（一周和别人说几次话、生病时有没有人护理等）”。调查收回约600份问卷，调查对象的最小年龄是20岁，最大年龄93岁。在本次调查的问题中添加了“15岁时的生活状况”一项。15岁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最后一年。我们想了解，在这一时间点上家庭所处的经济状况，如何影响其最短五年、长则七八年之后的生活状况。结果表明，15岁时的生活状况，与现在基本生活必需品是否满足有很大的关联。比如，回答“过去一年有过因钱不够用而没能买食品经历”的人，有26%回答说“15岁时的生活状况”“非常艰苦”，有15%回答说“艰苦”，其他人回答说“一般”“稍微宽裕”和“非常宽裕”，比率为6%。并且，在“过去一年拖欠过房租”“没有家庭专用厕所”等居住项目，以及是否拥有电视、冰箱、微波炉、礼服等家产、家电方面，也明显可以看到因“15岁时生活状况”的不同而出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距。这一点在第六章将详细论述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在这一调查中，本人选择不需要的物品，不在分析数据之内（如由于不喜欢电视所以没有电视机的情况，则不认为其生活水平低），调查只分析想拥有但“由于经济的原因”无法拥有的情况。15岁时的“生活状况”，似乎也与以后的人际关系淡薄有关。在缺少“生病时能照顾自己的人”“寂寞时能述说的人”“能商量的人”等显示人际关系支持网络的项目上，回答15岁时“非常艰苦”的人占34%，“有些艰苦”占23%，“一般”占16%，“艰苦”比例越高人际关系就越淡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关性？很容易联想到的是现在的收入较低。也就是说，15岁时的“生活状况”关系到现在的收入，所以从图1-5所观察到的相关性才能成立。
“15岁时的贫困”→“有限的受教育机会”→“不如意的职业”→“收入低”→“生活水平低”也许在“不如意的职业”和“收入低”之间，还可以加入“被解雇的经历”和“离婚”等与贫困密切相关的人生大事。因此，为验证这一图式，我们用“多元回归分析”法进行了分析。该方法可以在若干条件下从统计上验证某变量X与其他变量Y是否相关。本调查给出的条件是“现在的收入”“性别”“年龄层”“现在是否单身”“有无子女”“是否有（长期）患病、受伤的经历”“离婚经历”“被解雇的经历”，变量X为“15岁时的生活状况”，变量Y为“现在的生活水平（缺乏食物的经历、缺乏家产和家电、居住环境恶劣、缺乏人际关系）。”结果显示，在“缺乏食物的经历”和“缺乏家产、家电”方面，即使具备其他条件，“15岁时的生活状况”也会产生影响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列举的“现在的收入”等条件完全一样的两个人，如果15岁时的生活状况一人“艰苦”、另一人“宽裕”，那么，这两个人的现在生活水平之间还是存在差距。这对于笔者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。为什么？因为，以前笔者认为，即使儿童期的贫困会以某种形式影响长大之后的生活水平，但那只不过是通过长大之后的“收入”这一媒介得以体现。但是，如果即使“现在的收入”相同，还有“儿童时期贫困”的影响，那么，贫困这一“不利因素”就不仅限于“现在的收入”，而是以难以看见的形式，切切实实地积累下来。以下的图式也就得以成立。“15岁时的贫困”→“有限的受教育机会”→“不如意的职业”→“低收入”→“低生活水平”日本的这一调查，调查对象人数比较少，而且，只是在一个地区的调查，只能说还是暂时的结果。今后，如果不能进行更多的这种调查，那么，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儿童时期的贫困与成人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。但是，总结欧美的各种研究和日本这一调查结果，从中得到的启示也显而易见。儿童时期的贫困，在其长大之后继续产生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儿童在贫困状态下成长，不仅会给儿童当时的学习能力、成长、生活质量等带来不好的影响，还会作为儿童一生必须背负的“不利”条件因素积累下来。而且，它也许不仅仅体现“收入低”这一方面。儿童时期的贫困，是后来无法消除的“不利”因素。如果儿童时期的贫困经历对成人后的收入和就业状况产生负面影响，那么，很容易想象到其“不利因素”也很容易被下一代所继承。本书开头介绍的《东洋经济周刊》“儿童格差”专集的标题报道，就是大阪府堺市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“贫困连锁效应”。报道说，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390户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，其中25%从父母一代就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（道中，2007）。这种情况的母子家庭是41%。这个调查被大众媒体反复报道，民众深感震惊。在社会学领域，众所周知，父母阶层和子女阶层之间有着很深的关联。父母的学历和子女的学历有相关关系，父母的职业阶层和子女的职业阶层也有相关关系。可以表明这些相关关系数据非常多，这里介绍其中几个普通读者也很容易理解的数据。大阪大学准教授吉川彻利用SSM调查（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全国调查）这一大规模调查的数据，对父母学历和子女学历的关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（吉川，2006）。图1-6是根据父亲的不同学历，分别来看1995年时年龄在20岁至69岁的男女的学历（同上）。结果表明，父亲是大学毕业，本人也是大学毕业的比例为66%，而父亲是初中毕业，本人是大学毕业的比例只有14%。显然，父亲是高学历，本人也很有可能是高学历。从贫困连锁效应的观点来看，父亲是初中毕业，本人也是初中毕业的比例为三成，本人是高中毕业的比例约为五成，大学毕业是14%。如果父亲是初中毕业，那么本人也是初中毕业的概率较高，大学毕业的概率则大幅降低。
但是，因为得到这一数据的调查对象是20岁至69岁的人群，年龄层较宽，所以学历在父子间的传承也许只是发生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的现象。因此，吉川把样本的出生年按10年一代分组来进行分析。这里省略详细数据的描述，仅介绍吉川的结论。他认为：“日本整个社会在学历方面的代际关系，今天50岁以上的人，也就是从战前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取得学历的人，是走向平等和开放的。”但从大学毕业和非大学毕业这一较大的分界线来看，50岁以下的世代“曾一度走向平等，但中途便止步不前，停留在离完全消除壁垒还很远的水平上。如今的年轻年龄层，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，都处于再度封闭的过程中”（吉川，2006）。还有研究表明，这样的结果，不仅限于学历，还体现在职业阶层的传承上。东京大学准教授佐藤俊树分析说，尤其是在社会上层的职业阶层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传承程度在“大正世代”“战中派”“昭和世代”中呈下降趋势，但在之后的“团块世代”中反转为上升（佐藤，2000）。无论是从学历看，还是职业阶层来看，代际间传承无处不在，虽然代际的关联性曾一度有所减弱，但近年来又在加强。从贫困研究的角度看，值得关注的是，学历和职业阶层的这种连锁效应，在社会下层程度如何。关于这一点，虽然没有SSM调查那么大的样本量，但是福利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也积累了很多的事例研究。例如，北海道大学教授青木纪，以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19个母子家庭的详细访谈为基础，记录了“不利因素的积淀”。研究表明，19个家庭中有14个家庭的祖父母家职业不稳定，有12个家庭经历过经济困难（其中三户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经历）。另外，还有半数以上经历过父母离婚或父亲死亡。此外，虽然数据有些陈旧，但也可以说明问题。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镰田TOSHI子，在1976年对63名单身中老年进行了调查，其中，未成年时家庭贫困的占44%，经历过父亲死亡的占21%，经历过母亲死亡的占24%，家里长时间有病人的占27%（镰田编，1999）。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、虐待子女的父母、无家可归的人等，面临诸多生活问题的人们，多数都由父母那一代传承了“不利因素”。
儿童的贫困ⅠⅡ［日］阿部彩 著 王伟 朱丹阳 译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21-12（即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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